能成为首批博士中的一员，确实是一种幸运。在求学过程中，我得到了学校领导和导师的关心与激励，有一些特别的经历，我觉得很有必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学校重视

学校对我们这批首批博士生给予了高度重视。负责日常工作的副校长黄达教授特地召集了我们五人进行了一次座谈会。会上，黄达教授发表了诸多鼓舞人心的言论，期望我们能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教育树立一个良好的开端。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深受鼓舞，深刻意识到自己肩负着至关重要的使命。

这样的待遇给予我们，对我们个人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对于学校而言，更是一次具有创新精神的探索。黄达副校长对此的重视，让我们深切体会到了学校在培养人才方面的坚定决心。

石公指导

石公对指导方法进行了调整，他定期邀请我们四人到家中举办小型的学术交流会。在会上，每人轮流担任核心发言人，分享在阅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大家集思广益，共同探讨，最后由石公进行总结。

这种做法独特又实用，大家在一来一往的对话中激发出智慧的火花，从而对知识有了更为透彻的认识。石公凭借他丰厚的经验和深厚的学问，总能指引我们在迷茫时找到正确的道路。

课程安排

作为我国哲学史领域首位博士生，石公并未对我的课程选择做出具体要求。这让我拥有了广泛的探索空间，然而，这也意味着我必须独立地规划学习路径，这无疑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想来也是，身为先行者，面前并无现成的路径可循，唯有自行探索。然而，这也使得我在学习旅途上逐渐养成了独立思考与自主规划的能力。

学术讲座

学校主动为我们创造交流与学习的平台，借助石公参会的契机，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硕士研究生特地邀请他来就中国佛教进行学术讲座。石公的讲座内容既丰富又通俗易懂，使得大家从中受益良多。

石公在演讲中的表现让我深刻感受到了他深厚的学术素养。他每一句话都凝聚了多年研究的成果，对中国佛教的理解既独到又深入。

论文风波

我的博士论文《现代新儒家研究》在出版过程中遭遇了不少困难。这部作品在山东人民出版社滞留了很长时间，一直未能顺利出版，最终不得不撤稿。与此同时，郑家栋在方克立老师的指导下，他所著的《现代新儒学概论》在1990年，即我的博士论文正式出版之前，率先由广西人民出版社推出。

这对我而言确实是一次不小的挫折，然而我深知学术探索的道路漫长且需要耐心，不能急于求成。我坚信，我的论文最终也会获得应有的认可。

工作安排

毕业之际，我的工作安排遭遇了不少曲折。哲学系的李德顺老师已经是在职人员，找工作的难题对他来说并不存在。而我，原本已经与军事科学院军事辩证法研究室谈妥了工作事宜，然而后来才得知，哲学系副主任杨彦君和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杨宪邦早已向学校提交了留人申请，并且学校已经同意了这一请求。

我最终只能遵从组织的决定，留在人民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担任教职。纵然心中有所不舍，但我深知，这同样是我肩负的责任与使命。

在学习生涯中，大家是否遭遇过类似充满困难和曲折的经历？若您觉得这篇文章不错，不妨点个赞，或者将它分享出去！